| 我父亲种了一辈子地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抡不动锄头了，不敢再从事重体力劳动，于是把老家那十几亩责任田全部转包给别人，自己去镇上一家超市里做了仓库保管员。 自从去这家超市上班以后，我父亲就不再购买超市里的肉了。他自己不买，也劝我不要买。他在电话里跟我说，那家超市出售的所谓“生鲜肉”其实都是过期冻肉，看起来红白相间非常可爱的五花肉饺子馅儿其实都是用猪油和鸭肉“拼装”的赝品，至于贴着“本地鲜羊肉”、“内蒙牛肉干”等等标签的牛羊肉，竟然是临近县城某地下作坊以超低价格配送的母猪肉！据说现在的地下作坊工艺先进，能将猪肉纤维打散重组，再加入不同口味的肉精和色素，想让它变成什么肉就能变成什么肉。 在这家超市做了二十三天，领了十五天的工钱以后，我父亲终于忍受不住良心上的煎熬，主动找老板辞了工。他迷茫地问我：“现在的人咋会变成这样呢？以前饿死人的年月也不这样啊？”他的意思是说，以前挨饿归挨饿，没有奸商。 我父亲只是小学二年级学历，识字不多，读书更少，他不了解历史。如果他了解历史的话，他将明白奸商并不是现在才有的。 南宋人袁采在其著作《世范》里有这样的议论：“鸡塞沙，鹅羊吹气，卖盐杂以灰……敝恶之物，饰为新奇；假伪之物，饰为真实。如米麦之增湿润，肉食之灌以水。巧其言词，止于求售，误人食用，有不恤也。”给鸡喂沙子，给鹅充气，在盐里掺灰，让粮食受潮，往肉里注水，如此这般令人发指的欺诈手段在宋朝就已经盛行了。 北宋人苏象先在其著作《丞相魏公谈训》中回忆道：“众争取死马，而不取驼牛，以为马肉耐久，埋之烂泥地中，经宿出之如新，为脯腊，可敌獐鹿。皆税居曹门，邻巷皆货之咸豉者，早行其臭不可近，晚过之，香闻数百步，多马肉为之。”北宋开封曹门外有一大批专门加工死马肉的地下作坊：作坊主收购死马，埋入地下（可以减缓腐烂时间），第二天刨出来，用豆豉炖熟，再做成肉干，冒充獐肉和鹿肉流入市场。 生于南宋、死于元初的宋朝遗老周密从来不买鹿肉，因为他了解内情：“今所卖鹿脯多用死马肉为之，不可不知。”（《癸辛杂识》续集《死马杀人》） 宋朝还有一本名为《物类相感志》的生活小册子，其中有一段教人如何判断香油真假：“以少许擦手心，闻手背香者真。”把香油滴到手心里，用手背去擦，过一会儿再闻，如果不香，那就说明买到了假货。这说明宋朝不仅有假肉，还有假香油，不然人们无需总结这样的经验。 现在福建省的建瓯市，过去叫建安，以产茶出名。在宋朝，建安茶有三大产地，一是位于凤凰山的北苑，二是位于北苑之南两公里的壑源，三是位于北苑之西五公里的沙溪。北苑茶是专供皇帝的，茶商没机会问津，所以只能去壑源和沙溪采购茶叶。壑源的土质好，水质也好，毛茶与成品茶质量均高，几乎不亚于北苑茶，而沙溪茶就等而下之了。每年初春，刚过惊蛰，全国的茶商云集壑源，等不到茶砖出焙就争相抢购，搞得壑源茶供不应求，这时候茶农们就开始掺假了：“阴取沙溪茶黄，杂就家棬而制之，人耳其名，睨其规模之相若，不能原其实者，盖有之矣。凡壑源之茶售以十，则沙溪之茶售以五，其直大率仿此。”（黄儒《品茶要录·辨壑源沙溪》）把沙溪的普通茶叶运到壑源，放在壑源的茶厂里加工，冒充壑源茶卖给茶商，茶商每买十斤壑源茶，其中就有五斤是沙溪茶。 宋徽宗著有《大观茶论》，他说：“其有甚者，又至于采柿叶桴榄之萌，相杂而造，时虽与茶相类，点时隐隐如轻絮，泛然茶面，粟文不生，……杂以卉莽，饮之成病。”做茶的奸商能奸到什么地步呢？把柿树的叶子和苦丁树的叶子掺到茶叶里面，一起蒸青、压榨、入模、烘焙，加工成真假难辨的小茶砖。老百姓不辨真假，当成好茶喝到肚子里去，结果闹出病来。 我们批判现在的茶农过量使用农药，批判现在的茶商以次充好，可是通过上述文献可以看出，假茶劣茶早在宋朝就屡见不鲜了，我们的造假文化几乎跟我们的茶文化一样源远流长。 难道古代中国仅仅只有宋朝才盛行造假吗？当然不是。翻翻元明笔记，翻翻《三言二拍》里的话本小说，各种奸商在元、明两朝同样是大行其道。至于清朝，更不例外，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写道：“余尝买罗小华墨十六铤，漆匣黯敝，真旧物也，试之乃抟泥而染以黑色，其上白霜，亦庵于湿地所生。又丁卯乡试，在小寓买烛，艺之不燃，乃泥质而幂以羊脂。又灯下有唱卖炉鸭者，从兄万周买之，乃尽食其肉，而完其全骨，内傅以泥，外糊以纸，染为炙爆之色，涂以油，惟两掌头颈为真。”墨锭是涂黑的泥块，蜡烛是抹了羊油的泥块，烤鸭是包了泥块的骨头，真是无一不假，无商不奸。 进入民国，帝王专制基本上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，北洋政府高唱共和，国民政府鼓吹民主，蒋介石统一南北后又大搞“新生活运动”，力图提升国民素质，净化社会风气，可是制假贩假并未彻底消失。1935年12月，奇文印务公司出版《广州年鉴》，该书第十三卷收录了广州卫生局的一则公告，姑且摘录如下： 查肉类为人民养生之要素，与市民肉食卫生最关重要，惟本市各屠店向多惟利是图，每将死病兽畜私宰发售，或将肉类吹水吹气，贻害人群，诚非浅鲜。虽经卫生局定有专章取缔，并将私宰死病畜肉辑获解办，而市侩志存图利，实属防不胜防。 往肉里注水，往动物体内吹气，将不新鲜不洁净甚至还带有寄生虫的肉类推向市场……如此等等做法，都是宋朝奸商玩过的把戏，到了民国又被玩了一遍，奸商们因此而获利，消费者因此而被坑。 民国广州是国民党大本营，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市政建设，都比曾被北洋军阀长期统治的北京和天津先进得多。而且当时还有很多华侨巨商来广州投资，他们把文明的风气和先进的制度带到了广州，在这些人的影响下，广州市民大胆敢言，动辄向政府挑毛病，推动着广州市政快速发展。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，广州市卫生局早在1928年就招商兴建了屠宰场，强令屠户和肉店进场，在政府的监督下定点检疫、定点宰杀。 广州市屠宰场由利群公司承办，于1929年7月建成，共设三个分场，即东屠场（在东鬼基）、西屠场（在黄沙）、南屠场（在河南永兴街）。三个屠宰场落成，卫生局强令定点屠宰的政令也已公布，可是效果并不理想：第一，相当一部分屠户不予遵守，仍然自行宰杀；第二，进场的屠户没有汽车，雇佣苦力送肉，一帮苦力赤着上身，把肉往肩膀上一驮，汗水混合着油水往下直流，成堆的苍蝇跟随其后，成为广州街头一大奇观。于是卫生局又命令承办商利群公司“设置洁净汽车，以为专供运输肉类之用”。 平心而论，广州市卫生局的措施在当时中国还是值得高度赞扬的，可是仍然阻挡不住假肉病肉进入市场。1933年7月7日《广州民国日报》刊登读者评论，说市民发现一肉店出售吹水猪肉，遂去卫生局举报，值班者竟置之不理。说明某些政府人员存在着渎职行为。 从古代到民国，再从民国到今天，一块注水肉贯穿古今，一群奸商流毒千年，有的朋友可能会将其归结为国民性问题，实则不然——西方世界也有奸商，欧洲人也曾用马肉冒充牛肉，金融领域的庞氏骗局也曾经在欧美流行上百年，可见制假和欺骗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专利。但是从比例或者数量上看，制假贩假在中国大陆的盛行程度绝对超过了其他大多数地方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跑到香港去买奶粉，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了。 或许人性本恶，只要利益大于风险，哪个民族都有可能造假，所以监管和惩罚就变得非常重要。又或许社会不公和发展机会不均等也会让人铤而走险——邻居王大爷无才无能又无德，靠他的市长外甥承包工程，一夜之间吃成胖子，我一没关系二没手艺，靠什么迅速发财？干脆做地沟油、卖注水肉吧！ 所以这篇文章的结论是：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增加奸商的风险，促进社会的平等。 来源：新浪博客/李开周 |
